中药材价格高悬的背后

短短一年时间，活血化瘀圣药三七的身价扶摇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金不换”。6月初，在昆明，三七的批发价已标为350元/公斤，比去年同期的50元/公斤翻了7倍。虽然相比4月份的价格峰值已有回落，但仍处于三七价格10年来的高位。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以三七为原料的中成药品种逾300个，生产厂家超过千家，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中成药生产企业，可以说，三七价格的暴涨带来的原料成本压力几乎波及到整个中药制造业。

涨价的不只是三七。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数百种的中药材品种价格全线上涨，其中甚至包括黄芪、当归、金银花、板蓝根等常见品种。只是，罕见的高价和广泛的影响面理所当然地将三七推到了舆论关注的台前。

解剖三七们疯狂的缘由，可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轮价格暴涨与西南百年不遇的干旱直接相关，人为炒作的痕迹又若隐若现。而若纵观其价格10年涨落，背后凸显的则是中药材行业自身定位的模糊、相关产业扶持政策的缺失、产业链各环节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错位与矛盾。

江山轮流坐？

关于中药材涨价的报道最早见于去年8月云南当地媒体的一则消息，只是当时的主角是金银花。报道称，由于去年2、3月持续天旱，造成金银花大面积减产，致使售价涨幅达到30%左右，但同样受到干旱影响而减产的三七，价格变化尚未被特别关注。

但很快，三七便超越了金银花，坐上了价格的“直升飞机”。以三七剪口原料为例，2009年初的价格为80~100元/公斤，6月份升至150元/公斤，11月180元/公斤；2010年春节前价格摸至300元/公斤，过了一个春节后价格又上冲到400~500元/公斤，4月三七价格达到600元/公斤，创造了10年来的最高纪录。

三七价格的蹿升，以之为主要原料的相关药企成本压力陡增。据云南省医药行业协会的统计，当地制药企业今年收购的三七剪口的平均价格比2009年上涨87.5%，比2008年上涨6.5倍，已使部分产品出现成本与价格倒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0.5g×60片的“三七片”，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中标价为7.8元/盒，但按照目前三七原料价格测算的每盒的成本已然超过16元。

三七价格的异常上涨，亦引起国家发改委的密切关注。5月初，国家发改委派出多个调查组赴广东、云南，指导两省妥善处理三七价格不合理上涨问题。

对于很多业内人士来说，以上的情景，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多个中药材品种的经历与当下的三七如出一辙。

当年著名道地药材“浙八味”中的浙贝的价格暴涨至今令人记忆犹新。2000年以前，浙贝曾跌到7~8元/公斤（干贝）的亏本价，但2000年8月价格窜至78元/公斤，一年后每公斤突破百元，2002年7月冲高到170元。2003年可谓贝母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因川贝产区受气候影响减产，又逢“非典”，贝母市场需求量增加，浙贝价格在当年10月暴涨到240元/公斤。5年间，浙贝市价上涨了29倍。贝母种植户几乎个个都成了万元户。

值得一提的还有六味地黄丸的主要原料山茱萸。山茱萸在历史上有两次超高价位，分别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1998年，由于产地连续几年受灾减产，加之市场人为因素，促使其价格迅速攀升，从最初的20多元的公斤价升至最高达300多元。

然而，高度雷同的故事情节不禁叫人心生担忧，因为中药材行业内一直流传着一个经验性的总结：大涨之后必有大跌。

当年的浙贝与山茱萸就未能幸免。浙贝价格冲顶第二年，由于供求关系发生逆转，价格就开始急剧下跌。至2005年，产地市价终探至谷底21元/公斤，跌幅达91.2%。山茱萸的命运亦是如此，价格在2002年后进入低迷期，迄今没有太大起色。

那么，三七呢？

疯狂的理由

三七会否重蹈当年浙贝、山茱萸的覆辙？厘清三七疯狂的缘由，或能找到依据。

其实不光是三七，此轮涨价波及到的中药材品种多达数百个。来自中信证券研究部的分析报告显示，自2008年1月至2010年3月，金银花、山药、薏苡仁、重楼、川芎、黄连的价格涨幅均超过50%。

“国内药材市场之所以继续延续着2009年的高行情而不见退温迹象，是因为这种行情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其中内因是根源，外因则是导火索和表象，两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3月26日，国内权威的中药材信息平台中药材天地网以署名文章的形式表发了对今年首季国内中药材市场行情持续走高的看法。

所谓内因，即指供求关系的失衡。过去10年，整个中药工业产值每年均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加之近年来医改等利好政策的推动，庞大的市场增量迫使企业对于原料的刚性需求逐年放大。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同样在这10年，中药材行业却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迷，已至于诸多药材品种多年来一直低于生产成本供应。正如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5月末向媒体分析的那样，种植面积减少，劳动力价格上涨，运输成本提高，农药、种子、化肥等投入品价格上涨，土地租赁价格提高等是构成了涨价的长期因素。

以三七为例， 2006年，云南的三七价格一度下滑到每公斤30~40元，严重挫伤了七农的积极性，此后文山的三七种植面积由最多时的12万亩萎缩到了现在的8万亩。

去年的霜冻和今年的旱灾无疑使酝酿已久的供需矛盾迅速激化。来自文山三七特产局的统计显示，今年云南三七因灾减产将超过1000吨，同时三七种苗因干旱减产近20%，将持续影响未来3~5年内的产量。

而那些野生药材如重楼、珠子参的涨价，则是缘于长期采挖导致资源锐减，甚至面临枯竭，其供应量早已不能支撑大规模工业生产。目前全国市场上的重楼库存量皆濒于零点，产出量难以填补空缺，甚至要依赖进口。

本刊在采访中还发现，尽管大部分生产企业均有库存，但因管理习惯，加之资金和条件的限制，储备多不过3~6个月的用量。因此，在市场供应减少、原料涨价时，很多库存不足的企业便开始恐慌性采购，客观上充当了药材价格飙升的推波助澜者。

外因则缘于市场流动性过分充裕，热钱不断涌入中药材市场。“长期因素只会促使农产品价格缓慢上涨，而不是短期内大幅上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通过新华社采访表示。他认为，今年包括三七在内的部分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特殊原因，除了气候条件不利，也有社会资金恶意囤积，炒作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因素。而这是研判此轮药材价格后市变化的一大变量。

炒作者是与非

把目光再聚焦于三七，自其价格屡创天价后，关于其中存在炒作行为的说法就不绝于耳，而被认为是囤货大户的上市公司康美药业被置于舆论风暴的中心。

来自市场的分析认为，三七每年的市场需求约为7000吨，由于自然灾害影响，去年文山的三七产量存在2000吨的缺口。而康美作为囤货大户已经人尽皆知。自前年开始，康美药业先后投入了2亿~3亿元资金用于收购三七，收购量超过2000吨。按此计算，仅康美一家药企就吃下了近半数的三七货源，也就掌握了三七二级市场的定价权。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今年三七价格的上涨，并非过去一般农产品价格20%~30%的正常波动，而是数倍变化的异常波动，这基本能确认有人为的炒作。而康美作为最大的囤货商，嫌疑自然最大。

“实际上，产业链上的各环节都可能参与了炒作。”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王卫权说。

王卫权归纳了三种可能的炒作形式。一种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炒作品种。操盘者一般为业内专业公司或自然人，对市场极为熟悉，并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方案，包括对市场的需求量，社会存量、产品产量等多个指标的评估，以及建仓时机、囤货规模、策略及步骤等的详细计划。一种则是纯粹的低进高出，以这种模式操盘的以中小经销商居多，他们多是凭借市场信息以及个人经验进行操作。还有一种是处在产业链前端的农户自发结盟并集中货源，他们并不关心市场价格的变化，以坐地起价方式出货。

对于此起彼伏的炒作，中药行业内部显然更为担心。炒作是众多神话的缔造者，往往也是终结者。以往众多品种的暴涨暴跌中，几乎皆能窥见炒作者的身影，而每一回暴涨暴跌，受重创的是整个产业。

可是，担心之余又甚为无奈。因中药材本身的特性，加之市场供求关系的不确定，产业中的炒作之风自古有之。如今，由于国内原药材市场体量普遍不大，垄断一个品种货源对一些大资本而言已非难事，炒作控市更为容易。而在成功炒作案例的带动下，市场上已然“炒风”盛行。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业界对此也并非深恶痛绝。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炒作是价格畸涨的推手毋庸置疑，但在目前产业宏观调控缺失，现代生产和流通体系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适当的炒作能起到调节市场的作用。譬如，商家在烂市买进，到高位抛出，这既可以平衡市场价格，又能促进中药材产区种植面积的调整。特别是对野生药材来说，价格的提升有利于实现其资源价值，并刺激野生资源转为家种工作的实施。更重要的是，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中药产业链上不平衡的利益分配格局。

偶然中之必然

至此，除去灾害因素，综观本轮中药材价格普遍大幅上扬，可以明显感知与产业多年运行积弊关联甚大，价格异常波动于偶然中蕴藏着必然。

“中药材产业走到今天，越往前走，所面临的问题越突出，这在以前的发展中尚不能完全辨识清楚，但现在矛盾和缺陷显而易见。”从事多年中药材经营管理的王卫权感慨道。

一是定位的尴尬。中药材生产具有农业属性，因此国家一直将之视为农副产品管理，但是作为中成药生产的原料，其又理当按照药品来管理。不同的定位，管理要求相差悬殊，这就造成了高标准要求的原料药和低标准种植之间的矛盾。因而，处在产业链上游的中药材种植，真正的价值一直难以体现并获下游认可，也就谈不上供应稳定、有序、高效。

二是盲目跟风种植。正如目前业内普遍担心三七后市会否暴跌的问题，中药材是农产品中的特殊商品，用量小，渠道狭窄；当年哪一品种种植量大、丰产丰收，就会直接冲击狭窄的需求市场，造成供大于求，产品过剩，价贱伤农。但是由于农民信息闭塞，总是滞后于市场，又容易盲目跟风。仅凭其一己之力，很难走出“价涨-扩种-价跌-减种”的怪圈。

三是经营门槛过低。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假如现在一家生产企业要购进药材，它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如医药流通企业、中药材市场，还可以直接找农户、农业合作社等。谁都可以经营，竞争也就难言公平，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也给恶意囤货炒作提供了可乘之机，且一旦形成风气就很难加以约束和控制。

四是缺乏诚信，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供应商和生产商之间。常见的情形是，供应商跟生产商虽然签了供应合同，但是一遇到市场价格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就很有可能不履约或改变履约条件。诚信的缺失不但容易造成供需链条的断裂风险，同时亦关上了建立良性商业规则的大门，产业链各环节期望借助一些商业手段来规避市场风险几无可能。

五是政策扶持不足。中药材种植、养殖虽被定性为农业生产，但是政策扶持却相对较弱，这对于野生、濒危药材的保护与有序开发极为不利，也是近年来中药材种植面积不断萎缩的原因之一。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2008年之前，由于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加上国家还有粮农补贴，很多中药材种植农户发现种药材不如种粮划算，于是纷纷“退药还粮”。

由此可见，目前中药材种植、经营、工业生产各个环节运转矛盾积聚，加之政策扶持不足，给产业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爆发已如影随形，不确定的只是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影响力多大而已。若不能重视加以纾解，此次三七等品种价格暴涨之后难言不跌，而这种异常的价格波动也不会是最后一次。